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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意为美好的事物，绫罗锦绣，绮丽繁华；“灰”指事物毁坏之后的残留，代表灰烬和残破；“堆”似是漫不经心的堆积，又似是重新加工组合的一个动作，重新布局，化腐朽为神奇。读唐诗《秦妇吟》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锦灰堆”这个名字，本就是浴着血与火而来。经历过宋元之战的钱选，在赵宋亡国之后所作这幅图，捡拾前朝断简残篇、废弃遗物，实际是对亡国之痛的凭吊。至于后世“锦灰堆”（又名“八破图”）成为一种画的品类，于清末民国时期盛行一时，这又是后线年），字舜举，号玉潭，又号巽峰、霅川翁、清癯老人、习懒翁。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吴兴地区将他的画、赵孟頫的字和冯应科的笔合称“吴兴三绝”。明代董斯张在《吴兴备志•卷十二》中将钱选和张复亨、赵孟頫（子昂）、牟应龙、萧子中、陈无逸、陈仲信、姚式合起来称为“吴兴八俊” 。
钱选在青年时期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勤于著书立说，景定三年考取乡贡进士，并著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等多部理论书籍。然而，宋末的黑暗统治和接踵而来的战乱给了钱选沉重的打击。入元之后，忽必烈派人到江南搜寻隐逸，拉拢文人精英，以此来稳定南方知识阶层的情绪。同为“吴兴八俊”之一的赵孟頫就此应征入朝为官，作为远近闻名的文人能士，钱选也是朝廷征召的重点对象。此时钱选已至不惑，不再贪恋名利，他决意选择一条与世无争、隐居求逸的老庄之道。几次征召下，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他将自己的著作全部焚毁（此后留存下来的20余首诗多为题画诗，被收在《元诗选二集》中，名为《习懒斋稿》），并画下一卷著名画作《归去来辞图》，宣告自己已断然绝意于宦海，从此“不管六朝兴废事，一博且向图画开”。
画卷留白处，深浅不一，大小不同的朱红印章多达300多方，是700年间后世文人的点赞与激赏。多达千字的题跋则像是密集的满屏弹幕，元代仇远、张雨、黄公望、顾瑛、倪瓒，明代姚绶等绘画大家都在此处留下诗文墨迹，可谓群星璀璨，见证数百年文人间的心意相通。其中，元代著名的上清派茅山宗道士兼文学家、书法家张雨题诗“我思岩中人，可以乐忘年”，这是道家隐士的情感共鸣。此外，黄公望的题跋又点明了二人的传承关系，题跋写到“赵文敏公尝师之”，落款“大痴学人——黄公望稽首敬题”，可见赵孟頫曾师从钱选，而黄公望又拜师赵孟頫。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表示：“《浮玉山居图》是元代十大名画之一。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要代表元代百年的画史成就，这幅画的排名一定是位列第一。”中国后世的文人画，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现在回头看，钱选始终处于“跌宕真率”的心态，他一生大约活了六十年，前四十年生活在陷入困顿的南宋，后二十年生活在元朝。他虽不接受元政府的征辟，明确了“励志耻作黄金奴”的志向，但也没有像郑思肖等人那样对元朝有强烈的憎恨与愤懑，比如郑思肖画兰花，“画兰不画土”，比喻“地为番人夺去”，对出仕元朝的士人也避之不见，比如龚开画“风骏雾鬣，豪骭兰筋骨”的瘦马，比喻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表示对元朝不满的情绪。对同为“吴兴八俊”的赵孟頫去做元朝的官员，钱选也没有讽刺挖苦，还与他保持深厚的友谊。他画花鸟，画山水，依然保持南宋时期精工细致的特色，但是所用颜色都并不鲜艳，反而十分清雅淡泊，其中所表达的幽静闲适和淡淡哀愁，其实正是钱选在经历过家国之变后，沉潜于道法自然的思想，最后归于平淡的“心隐”境界。
明朝时，董其昌曾将钱选归入北宗，同时认为钱选乃是北宗中的末流，明王世贞也将钱选与元朝有名的职业画家盛懋并列，把他剔除出文人画家的行列，这些评论使得钱选在后世绘画史上的地位几乎一落千丈，还有人总结出钱选由于“无文集、诗集传世”、“无传派、无著名弟子”、“无功名，求隐居”等原因导致其画名沉寂。然而，我们结合钱选的生平和作品来看，他在宋元易祚的残酷环境下，心隐于世，潜心画艺，上承南宋画体，下开元代画风先河，不失为元代文人画家的一面旗帜。正如李亚农在《论钱舜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中所言：“钱舜举的名字应与黄子久、王叔明、吴仲老、倪云林并列，他实际上是第一个给文人画明确地下了一个定义的画家，他在文人画方面的技术既足以实现其见解，而他的人品又足以领袖群伦，他实是元及明清七八百年来占绝对优势的文人画的伟大先驱者。”
直到上世纪《义门吴氏谱》被发现，吴镇的真实身世才显露出来——他是名门之后，生于巨富之家。吴镇为义门吴氏第二十世，是北宋开国元勋吴廷祚之后，南宋丞相吴潜玄孙。他的祖父吴泽投身抗元，后见赵宋江山大势已去，只好放弃家国情怀，转而带着长子吴禾（吴镇父亲）、孙子汉英在澉浦经营海上运输业，被称为“大船吴”，同时也确立家族“宋亡不臣元”的政治品性。根据赵孟頫在吴泽三子吴森墓志铭中的记载，大约在元贞元二年（1296），吴泽迁居“风土饶沃”的魏塘，买下了已经败落的魏塘名园——陈景仁陈园的西花园，兴建了魏塘吴宅——竹庄，竹庄规模恢宏，里面有春波草阁、橡林精舍、笑俗陋室等建筑。吴森“唯嗜古名画，购之千金不惜”，赵孟頫曾多次造访吴森，相与欣赏古画，探讨画艺。吴镇因为父亲长年在海上漂泊，依三叔吴森生活，因此也得到过赵孟頫在书画上的指点。
在中国古代文艺史中，渔父不仅是以捕鱼为生的底层劳苦百姓，还是淡泊名利、逍遥自在的隐逸之士。追溯其文化源头，大概源自于《庄子·杂篇·渔父》《楚辞·渔父》两文中的渔父和历史上的姜尚、范蠡、严光。庄子借渔父之口阐述了“持守其真”、还归自然的哲学思想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楚辞》中渔父点化屈原的一句话流传甚广：“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在这里是一个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凸显了渔父那种超然物外、散淡闲适、自得其乐的精神。又据史书记载，春秋时姜尚垂钓于渭滨，遇周文王而仕;越国范蠡助越王灭吴，后隐姓埋名泛舟五湖;东汉严光不为利禄所动，终生钓隐于浙江桐庐……渔父成了清高孤洁、避世脱俗、啸傲江湖的智者隐士的化身，渔父形象也便成为文人、画家寄托情感的载体。
他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但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元朝科举时立时废，且元蒙贵族对知识分子十分轻视，王冕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愤郁，于是决心永绝仕途。此后，他四处游历，下东吴，入淮楚，出塞北，游历名山大川。数千里壮游，他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也亲眼见到元朝统治的残酷现实，爱国思想更加强烈，所作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所作《江南民》、《江南妇》、《悲苦行》、《猛虎行》、《有感》、《蛤蟆山》、《秋夜雨》、《伤亭户》、《痛哭行》、《陌上桑》等诗均涉及社会时事，当时元朝统治者横行，苛捐杂税层层加压，加上天灾人祸不断，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在普通诗文中很少看到的元蒙统治下的民间疾苦，在王冕的诗作中一一显露出来。如：
纵观王冕一生，少时苦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曾希望通过儒家精神去兼济天下，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理想抱负均未能诉诸于现实，于是在科考落第后，他北游燕都，在游历途中他亲眼所见诸多社会残忍现实，最终归隐躬耕。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王冕病故于隐居的山村。他贫苦一生、历经沧桑，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及情感全部寄托于书画作品和诗文中，为世人留下了不朽的诗作和书画作品。“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誉。在他的诗和画中，我们能看到“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香”带给他的心灵慰籍，也能看到他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清高气节，正是这种超然世外、不杂尘俗的境界，使他的诗与画充满高洁脱俗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