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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略萨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在略萨作品的中文版图书中，常能看到“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或“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这主要是因为巴尔加斯·略萨对写作技巧的研究与琢磨尤为专注。他认为小说的主题并无好坏之分——任何一个主题都可能被写成优秀的作品，也可能沦为平庸之作。决定一部小说优劣的关键在于其形式、其结构，亦即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如何将它讲好。因此，在略萨早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形式非同寻常的精雕细琢。如前文提及的《城市与狗》，其叙事声音曾让我误以为来自某个士官生，直至读到最后才发现并非如此。《绿房子》同样如此。它采用了五条线索齐头并进的叙事结构，五条故事主线同时并行发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刚读完一段，便突然跳转到另一个故事；再读几页，又切换到别的线索。这五条线索随着故事的推进逐渐汇聚——五条变为四条，四条变为三条，三条变为两条，直至全书结尾最终合而为一。

　　《绿房子》的故事发生在秘鲁北部那座建于荒漠中的城市——皮乌拉。所谓“绿房子”，从封面即可看到——它不过是城郊荒漠中孤零零矗立的一栋建筑。小略萨当年在皮乌拉短暂生活的那段时期——他后来未能从军校毕业，又回到皮乌拉上中学——家人曾告诫他：哪里都可以去，唯独城外那栋绿色的房子不能靠近。可想而知，十几岁的少年听到这话，必定会去一探究竟。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埋伏在周围，观察那栋房子的用途。后来他们发现，出入那里的全是男性，而且进去时衣冠楚楚、神色如常——有官员，有神父——出来时却个个醉醺醺、步履踉跄。他们终于明白，绿房子是一家妓院。因此，这部小说讲述的便是一家妓院的兴衰史，同时也通过五条线索展现了雨林地区的权力压制与反抗等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让我们将时间倒回至1953年。那时略萨尚未前往欧洲，也未动笔写作《城市与狗》和《绿房子》。1953年，略萨面临大学入学。这颇有意思。他当时生活在利马，利马最重要的两所大学分别是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和天主教大学。两所大学的定位截然不同——天主教大学通常是秘鲁上层阶级家庭的首选，是一所贵族学校；而圣马尔科斯大学则多为中下阶层子弟就读，且拥有极为悠久的革命传统。略萨的家族背景显赫，甚至出过总统，家人自然希望他进入天主教大学。然而略萨本人坚持要去圣马尔科斯大学——彼时他深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以及著作的影响，渴望投身革命。当时秘鲁正处在奥德利亚将军长达八年的独裁统治之下，略萨决心前往圣马尔科斯参加地下党、从事革命活动。最终，他如愿进入了圣马尔科斯大学。

　　其间发生了诸多曲折之事——略萨的人生确实精彩纷呈。他果真加入了一个名为“卡维德”的地下党组织。但一年之后他便退出了，因为他发现自己与组织格格不入。他发现周围的们整日进行一些在他看来颇为无聊的争论——你是托洛茨基派，他是什么派别，大家争论不休。甚至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如此——略萨喜欢萨特，声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得并不好，结果遭到们的围攻，认为他思想有问题。他觉得这是一个僵化而无效的组织，于是选择退出。不过，他在党组织内部还是做了不少与革命相关的工作，包括写文章、办小报。此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党组织里有几位同学因从事地下活动被政府逮捕入狱。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连被褥和枕头都没有，略萨等人决定送去被褥。但监狱拒绝他们进入，称只有最高行政长官的指令才能批准。他们写了申请，约见了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实际上就是奥德利亚将军手下的头号人物。他们自认为理由充分：人权问题，总不能连被褥都不给。然而，刚说了没几句，那位官员便拉开抽屉，取出一大摞他们办的地下革命小报，冷冷说道：“你们的家长送你们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你们干这种事情？”他们当场愣住。略萨后来回忆，那是他极度恐惧、极度害怕的时刻。但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一件事：在见到那位长官之前，他一直以为掌握如此大权的人必定是凶猛彪悍的形象；然而实际见到之后，发现此人竟极其瘦小、毫不起眼。这种权力与外貌的巨大反差，给略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的这些大学经历被写进了第三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中。由此可见，略萨极擅长将自身的人生经历融入小说创作。

　　《酒吧长谈》堪称略萨写作技巧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作品，也是整个西班牙语文学史上最难读的作品之一。我特别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它——就像一个拼图游戏。略萨本人将这种写法称为“对话波”或“连通器法”。例如，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两个场景，可能会通过某一个相同的物体（比如一本书）、某一种相同的情绪（无论高兴与否）、或者某一个相同的词语或句子，将两个场景连接起来。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上一句还在描写一个场景，下一句就跳到了另一个场景，来回闪现、来回跳跃。不过，这部小说有一条明确的主线。为何取名《酒吧长谈》？小说讲述的是奥德利亚将军八年独裁统治结束多年之后的故事。主人公名叫圣地亚哥·萨瓦拉——中译本里亲切地称他为“小萨”，正如我们称马尔克斯为“老马”一样。多年以后，小萨有一次去打狗队寻找自家被捉走的宠物狗，竟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旧相识——当年曾给他父亲当过司机和保镖的黑人安布罗西奥。两人久别重逢，便相约到打狗队旁边的酒吧里，边喝酒抽烟边聊天。因此，小说的主线便是两人之间的对话，通过这场对话不断闪回到当年的各个场景。这是一部极其考验读者耐心和阅读能力的作品。然而，当我们最终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它所带给我们的那种阅读上的极致美感，令人终生难忘。我认为，这是每个人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都应该去读的一部作品。该书出版于1969年，彼时略萨三十三岁，已经完成了三部足以奠定其文学地位的长篇小说。去年略萨去世后，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略萨曾在八十年代对一位朋友说，他的目标就是写出能让人记住的书。该文章写道：即便略萨从1970年起不再写作，仅凭《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这三部作品，他也足以跻身拉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列。

　　略萨的人生之精彩，不仅体现在政治与权力领域，其个人生活同样波折起伏。1955年，十九岁的略萨第一次结婚，结婚对象是比他年长十岁的姨妈胡利娅·乌尔辛迪。这段经历颇为戏剧性。姨妈是玻利维亚人，她当时来到秘鲁首都利马的原因是她刚刚离婚，且容貌姣好，周围不断有人骚扰，她便到姐姐家暂避。然而抵达利马之后，仍有许多人前来纠缠。于是家里便想找个人陪着她、帮她挡一挡。恰逢略萨正在上大学，十九岁，课余时间充裕，便由他陪姨妈看电影、跳舞，两人日久生情。没想到竟真的走到了一起。而且略萨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他们还是托朋友的关系到某个不知名的村子里找到村长——因为村长有权在结婚证上盖章——结果村长还喝得醉醺醺的。这些经历后来都被他写进了回忆录《水中鱼》中。两人最终还是结了婚。这一消息传开后，反应最激烈的自然是他父亲。父亲直接给胡利娅姨妈寄去一封信，里面别无他物，只有一颗子弹——意思显而易见：你不离开我儿子，我就把你一枪崩了。后来姨妈不得不到智利躲避了一阵子。但两人最终还是在一起了。1959年，略萨带着姨妈一同前往巴黎，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964年，略萨离婚了。原因是他表妹帕特里西娅到巴黎上大学，住进了略萨和姨妈的家中，日久生情。略萨与姨妈离婚后，与表妹结了婚。你看，略萨的婚姻生活也颇有意思——第一任妻子是姨妈，第二任妻子是表妹。所以有一次马尔克斯开玩笑说：你们看略萨挺帅的，但不用担心自己的妻子被他勾走。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妻子都不是他家亲戚。这当然是马尔克斯的调侃。由此可见，马尔克斯与略萨起初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谓密友。两人的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2015年——他们于1965年结婚，2015年刚庆祝完金婚的第二个星期，略萨便对帕特里西娅说：“我爱上了别人，我需要离开这个家。”两人随即离婚。此后略萨与一位菲律宾裔西班牙名媛伊莎贝尔·普瑞斯生活在一起，但并未结婚。他的第三段正式感情持续到了2023年。因此，他的个人感情生活也颇为复杂。

　　进入六十年代，我们刚才提到的“文学爆炸”便登场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我们甚至难以界定它究竟是一个文学事件、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一场文学运动——它不像超现实主义那样有明确的纲领和宣言。那么，文学爆炸究竟是什么？简而言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一批拉丁美洲年轻作家突然写出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作，并且这些作品成功进入了欧美及西方读者的视野，真正将拉丁美洲小说推向了国际读者和市场。这场文学爆炸大约持续了十年左右，其起始时间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始于1963年《城市与狗》在西班牙获奖并引起关注；也有人认为开始得更早，比如1961年的一场会议——康塞普西翁大学大会。在那次会议上，许多后来的文学爆炸代表作家齐聚一堂。正是在那场大会上，所谓的“拉丁美洲意识”真正形成——与会者提出，我们不应再称自己为秘鲁作家、阿根廷作家或智利作家，而应称为拉丁美洲作家，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拉丁美洲特质。这种共同意识的形成，最主要的诱因便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了这场革命。因此，在整个六十年代，这批文学爆炸的代表作家有一个共同特征：紧密团结在古巴革命政府周围，都支持古巴革命。即便是文学爆炸四主将中那位此前与政治毫无瓜葛的作家——科塔萨尔，他写了《跳房子》，创作了大量幻想小说，原本极为厌恶政治。他甚至曾在巴黎生活时，有人想介绍他认识一位西班牙作家，他拒绝道：我不想认识他，因为他与政治联系太密切。然而，科塔萨尔在六十年代两次访问古巴之后，也开始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并坚定地支持古巴革命。

　　然而，文学爆炸的结束，恰恰也与古巴革命密切相关。1971年，古巴发生了一件事：诗人埃韦尔托·帕迪利亚写了一部诗集，被革命政府认定为“反革命诗集”，卡斯特罗将其逮捕入狱。随后，古巴政府要求他通过广播、媒体面向全国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批判。这一事件使得尤其以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们与古巴革命政府产生了隔阂。略萨尤其如此——他为人耿直，正义感极强，认为自由是最至高无上的原则，任何东西都不应干涉个体的自由，包括作家的写作自由。于是，这批作家从此事件之后写了两封联名信，起初以为卡斯特罗不知情，请求他释放诗人。结果卡斯特罗的回应极为强硬。从此，这批作家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派继续支持卡斯特罗，另一派则与古巴政府彻底分道扬镳。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克斯的态度。整个六十年代，马尔克斯与古巴政府其实比较疏远，因为他在六十年代初曾为古巴官媒“拉美社”在美国工作，甚至被美国政府怀疑是古巴间谍——美国政府曾对他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监控，后来认为不可能，因为此人英语太差，不可能是间谍。但后来由于拉美社内部问题，马尔克斯辞职，卡斯特罗一直对他不信任。直到七十年代初帕迪利亚事件爆发——我们刚提到的联名信需要署名时，马尔克斯不见了，藏了起来。马尔克斯的好友普利奥·门多萨（两人曾进行对谈并出版《番石榴飘香》）说：“我很了解马尔克斯，他肯定会签名的，我替他签。”于是他代签了。公开信发表后，马尔克斯大怒，现身痛骂了朋友一顿——大家这才明白，他不想签名。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当许多作家与古巴政府决裂之后，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密。有人猜测，略萨与马尔克斯关系的破裂与此有关。但略萨后来在八十年代的一次访谈中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我有很多政治观点不同的朋友，我不会跟所有人都决裂，所以不是这个原因。”这便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位主将。

　　我们再来谈谈马尔克斯与略萨之间的友情。在他们1967年见面之前——下图是国内新经典编辑制作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图像小说中的插画，将男女主人公的头像换成了马尔克斯和略萨。我们这些读者很喜欢“磕”这对CP，因为他们的书信写得情意绵绵。1967年见面之后，两人成了极好的朋友。六十年代末，他们还在巴塞罗那成了邻居，住处仅隔一个街角。前几年，巴塞罗那市政府有议员提议将那个街区设为文化街区——因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如此近距离的街区里，同时出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实属罕见。但后来该提议被巴塞罗那议会否决，因为巴尔加斯·略萨是坚定的反加泰罗尼亚独立人士。两人甚至互相给对方的孩子当教父，关系亲密到如此程度。然而，在成为邻居的过程中，那种“滤镜”也逐渐破碎——就像网恋一样，未见真人时觉得对方完美无缺，真正相处之后才发现并非如此。略萨与马尔克斯的风格差异极大——马尔克斯不羁、洒脱、幽默，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式；略萨则极为注重个人形象，非常严谨。有一个小故事，在两人的传记中均有记载：有一天，两位朋友拜访略萨，说想要马尔克斯的签名，能否请马尔克斯过来。略萨打电话把马尔克斯叫来。结果马尔克斯穿着写作时那身工装似的脏衣服就来了，略萨一看他两只脚上穿的袜子颜色还不一样，心中略有不悦。马尔克斯给那几位朋友签了书，说“我要去看电影”。略萨说：“你穿成这样去看电影？”马尔克斯答道：“我就是要这样去吓唬吓唬那些资产阶级人士。”略萨觉得他是否在影射自己？两人之间的相处难免因性格差异而产生摩擦。

　　但总体而言，两人仍然是“相爱相杀”的关系。略萨于197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弑神者的历史》。这是略萨的博士论文，他用了五六百页的篇幅分析马尔克斯从第一本书到《百年孤独》之后的短篇集，涵盖了其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与人生轨迹。我记得有一位意大利评论家感慨道：在意大利，两个同等分量的作家不互相在背后捅刀子已经很不错了，居然还有人会给另一个人写出如此精彩的分析作品。两人的关系——我们一直“磕CP”——一直持续到略萨于1974年离开巴塞罗那，回到秘鲁生活。1976年，两人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再次相遇，那是一场电影的首映式。马尔克斯先到，略萨后到。马尔克斯一见到略萨便站起身来，张开双臂迎上去，喊道：“马里奥！”迎接他的，却是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记右勾拳——略萨直接将他打倒在地，然后转身离去。这是两人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再无交集。马尔克斯倒也幽默，被打之后，第二天便到墨西哥城找了一位摄影师朋友，拍了一张照片永久留念。但这张照片直到2007年才公之于众。这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关系如此要好的两个人，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有诸多猜测：政治观念不同？性格差异？但像略萨这样如此注重个人形象的人，怎会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挚友挥拳相向？后来有一种说法——在场的人听到略萨打马尔克斯时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这一拳是因为你对帕特里西娅说的那些话”，第二个版本是“这一拳是因为你对帕特里西娅做的那些事”。两者仅差一个动词变位——一个说“说”，一个说“做”。因此无从确知，但终究与他的妻子有关。后来有人研究认为，可能因为略萨在此期间与一位北欧名模有暧昧关系，帕特里西娅便去找马尔克斯一家寻求帮助和安慰。马尔克斯对她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最终导致略萨挥拳相向。两人从此再未见面。在他们各自在世期间，外界总在捕风捉影，猜测他们是否即将和好。尤其是西班牙语版《弑神者的历史》重新出版时，又加入了一段文字，大家纷纷猜测两人是否已冰释前嫌。然而，《弑神者的历史》于1971年出版，在1976年两人绝交之后，西语版便再未以单行本形式再版，直到2020年或2021年才重新推出单行本——彼时马尔克斯已去世六七年。

　　2019年我见到略萨时，还带着一个“任务”——我鼓起勇气问了他一个问题，当然不是问他为何打马尔克斯（他大概不会回答），而是问这本书能否授权翻译成中文版。因为无论如何，这部作品对于理解马尔克斯极为重要，我觉得中国读者也有权读到它。略萨的回答令我颇为意外——他非常自然地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不便，当然可以译成中文。”接着他又说，“唯一的遗憾是，我本应该把马尔克斯后期的作品再写另一本书加以分析，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会写那本书了。”他说这也是一个遗憾。后来，这本书被我们译成了中文，于2024年出版。左边是被废弃的一个封面方案，当时想放两位作家的头像，但被外方版权方否决了，因为放这两个照片会被人误以为是两人合著的作品。我们后来改成了右边这个样子，引用了书中的一句话。左边是《弑神者的历史》，右边则是两人一生中唯一的那两场对谈——1967年的那场关于拉美小说的对话，书名为《两种孤独》。右边这本书的内封很有意思：绿房子里面长出了一朵黄玫瑰。绿房子代表略萨，黄玫瑰代表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写作时，他的妻子必须在他书桌上放一朵黄玫瑰，否则他便觉得没有灵感。这便成了一个“梗”。随着略萨的去世，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真相了。不过略萨的表妹仍在世，想了解还有一线希望，但我觉得表妹大概也不会去说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