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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中国通过一条64 K国际专线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时代，激荡至今。互联网自诞生起便是一项独特的超级“大规模技术系统”（LTS），而网络科技则是以互联网为核心，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技术形成的数字化技术集群，是技术与社会交织融合的生成系统。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网络科技已成为社会运行的操作系统。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技术的跃升，网络科技已呈现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的新特征，也出现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的经济表现形态。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后现代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并认为风险是技术本身失控构成的现代性威胁。审视互联网发展的反面，不难发现，作为智能社会的基础性设施，网络科技能通过数据捕捉每个社会个体的要素，其应用所引发的社会风险不容忽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回溯中国互联网30年来发展进程，网络科技在技术狂飙中产生何种负面效应？数智时代又潜藏着哪些社会风险，该如何化解？这些关键问题，已成为平安中国建设进程中亟须回答的时代命题。文章聚焦网络科技的社会风险，通过演进视角分析网络科技30年发展的“双刃剑”效应，从数据、资本以及政治等关键维度分析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嵌入社会应用引发的负外部性，从发展的视野提出化解策略。

　　1994年的中国正式实现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信息时代由此启程，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标志形态：Web 1.0阶段以门户网站、电子邮件为代表，是连接人与信息进行单向线性传播的静态网页，用户是被动接受者，只能浏览内容，无法参与互动；Web 2.0阶段以社交网络、内容平台、电子商务、即时通信等为代表，注重用户生成内容的双向互动，用户成为可创作、分享、评论以及消费的主动参与者；Web 3.0阶段以加密货币、非同质化代币（NFT）等为代表，是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去中心化新一代互联网，用户成为数据所有者，能控制个人身份和资产；Web 4.0阶段则以人工智能（AI）助手、元宇宙平台等为代表，注重数智化、万物互联和虚实结合，用户与虚拟世界深度交互，实现万物皆媒、智周万物，形成世界的互联互通。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划分的4个阶段不是此与彼的生长消亡，而是逐渐演化，各有侧重，彼此交织。经过30年发展，中国互联网始终围绕用户需求进行产品研发和版图扩张，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呈现出福祉和风险共存的“双刃剑”效应。

　　网络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方式多样化、信息传播的即时化、传播渠道多样化，使得舆论治理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专业化的数据包装公司通过算法机器人、虚拟账号集群等技术手段，系统性地实施议程设置与情感动员，误导舆论走向；另一方面，受众认知制约信息筛选水平。相关报告显示我国网民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占比达40.5%，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仅占18.8%。这种中低学历网民居多的结构，更易使网络信息环境被情绪化内容主导。“后真相”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揭示了客观事实对民意影响弱于个体情感诉求及价值信念。部分媒体为争夺注意力资源，刻意放大争议性内容，造成谣言肆虐，破坏了主流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正如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与之伴随的“信息瘟疫”同样可怕——借助社交平台算法推荐形成跨圈层传播，助长民众对于疫情的恐慌，左右对疫情真相的判断，严重削弱公共卫生应对效能。

　　互联网诞生了数字劳工，资本的驱逐让更多的数字劳工异化。“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里”的故事揭示了数据、算法、平台像无形的陀螺精密控制着每个个体的劳动模式：程序员履行平台决定，不停优化算法规则；外卖员与算法时间赛跑，“五星好评”更是无形之中让外卖员为用户的情绪服务买单；平台用差评率、超时率等数据考核站点，将风险转嫁给骑手和站点。智能化的网络科技让更多的数字劳工困在算法和系统中，这一逻辑可延伸至更广泛的领域，每个互联网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都已成为网络平台的数字劳工。例如，抖音平台本身不直接生产内容，而是激励用户无偿地浏览与创作，构成平台的核心资产和流量基础；“今日头条”不生产内容，却有强大的算法机制抓取新闻数据，定向分发推送；直播平台不生产内容，却能在主播展演下将“人、货、场”合一，将流量变现。算法优化的背后是精巧的资产增值，如何守护数字时代下劳动者的权益，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网络科技向垂直行业渗透时，也催生出游走在监管边缘的灰色产业。在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强力渗透中小微企业和居民信贷，信贷消费活力空前，个人对个人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正值风口，与此同时，裸贷、骗贷、高利贷、老赖、恶意套现、暴力催收等灰色生态持续曝光，不仅腐蚀互联网金融业态，而且逐步向农村地区渗透。传媒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也是流量经济。资本裹挟下的传媒业在流量狂欢下也催生出造数据、请水军、买热搜、控评论等暗流：企业通过热搜控评，消除负面舆情、制造虚假热度；热搜明码标价成为商品，经纪公司诱导粉丝为娱乐明星集资刷数据，助推数据造假。这些灰色生态游走在监管的边缘地带，扭曲了行业的社会信任，侵害了数字社会的公平。

　　社交机器人指运营者借助算法技术，注册并运营大量虚拟账号，扮演人类发布生产内容，与真实用户和其他机器人产生互动。这种技术最早应用于商业营销，后来被政治团体用以完成政治诉求，操纵社会舆论。近年来，政治选举、政治干扰、社会动员乃至国际事件中利用社交机器人操纵舆论的事件频频被报道，在英国“脱欧”、美法总统选举、中美贸易战中，均发现有社交机器人操纵舆论的痕迹。研究者发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机器人生产的推文在选举前几天占比为1/4，选举后发文比例显著减少。操纵者通过利用社交机器人，干预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递，通过大规模转发以及发布重复内容形成意见气候，影响政治舆论生态。具体而言，其操纵策略主要分为两方面：

　　近年来，国内外涌现出基于社交媒体开展的新型政治运动，如“占领华尔街”“伦敦青年骚乱”等事件，从线上动员到线下行动，社交媒体成为动员、组织、参与社会抗争的新阵地。抗争者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甚至直播的方式，全方位营造抗争舆论，及时更新事件动态及现场；另一方面，通过通信软件、社交媒体动员集会、，传播行动信息，动员更多人参与到线下行动。在政治抗争中不乏外国势力以隐蔽的方式制造负面舆论激发矛盾，如“茉莉花革命”“埃及暴乱”等。社交媒体极大促进了公民个人表达和政治参与度，也聚合了公众对现实、民生等问题的不满情绪，并将其转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或舆论政治等不同形式的政治抗争，最终形成冲击原有的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随着未来网络科技不断发展，公民的媒介接近权会不断提高，多元化、多渠道的政治表达不断涌现，增强了数字民主，但也暗含着“革命”的新风险，这为网络治理带来了增量，也带来无限变量。

　　从一条64 K国际专线开启的信息革命，到如今万物互联的智能社会图景，网络科技在30年间深刻地重塑了社会结构和运行逻辑。文章揭示了网络科技发展在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伴生着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在数据层面，过度采集、算法操控与隐私边界的消解挑战着个体尊严与社会信任；在资本层面，平台垄断、数字劳工的异化，以及灰色产业链的滋生扭曲了市场秩序与劳动价值；在政治层面，舆论操纵与社会动员的失序则对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构成潜在威胁。面对社会风险的交织叠加，任何单一维度的应对都力有不逮。文章提出价值引领、制度规制、技术赋能与多元共治的主要路径，旨在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以保障国家安全，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展望未来，唯有在发展与治理、创新与规范、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才能将风险化解于未萌，真正让网络科技的发展造福于人民。